百年潮丨1953年高饶事件前后的神秘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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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1953年高饶事件前后的神秘陈云

姬文波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简介

姬文波，山西阳城县人，1973年出生。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后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获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2005 年进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现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

陈云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这次事件影响深远。陈云作为第一个揭发高岗“非组织”活动的领导人，在高岗事件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陈云与高岗关系密切
　　

关于陈云与高岗关系，《陈云传》中有简单的描述：“陈云同高岗在东北共事多年。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主持编制五年计划，陈云不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对高岗一直是谦让和尊重的”。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像此书中描述的这么平平淡淡。陈云与高岗不仅曾在工作上紧密合作，而且有着多年的个人友谊。起码对高岗来说，陈云是其特别信赖和倚重的密友。在东北时期，陈云同高岗在工作上紧密合作，关系密切。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高岗在东北期间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高岗对陈云十分尊崇，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
　　

建国后高岗对陈云崇信依旧，有几件事侧面反映了高岗对陈云的信任。
　　

1．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高岗与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期间来往密切，关系很好。彭德怀对中央军委后勤部和中财委的工作不满意，一次路过沈阳时，向高岗抱怨中财委（中财委主任）给志愿军调拨的汽油价格比进口的还贵，说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他们还要赚志愿军的钱。他想通过高岗组织人搜集有关援朝物资价格方面的材料，说要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高岗不仅没有照办，反劝彭说，物价问题很复杂，你不懂。陈云（中财委主任）是内行，你到北京时不妨向他请教一下，把问题搞清楚再向中央提。
　　

2．1953年1月，党中央打算在3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主要议程之一是听取五年计划的报告。由谁来作这一报告？已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1952年11月新成立，与政务院同级）主席的高岗主动给毛泽东写信，推荐陈云，他说：“陈云同志对于全国情况了解，摸得较透，五年计划的报告由他来作，效果一定能更好些。”“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也恳请由陈云同志为主；他不仅情况熟悉，且已摸过一遍。一波同志及我和计划委员会的几个专职委员一定会更好地帮助他编制计划的。”高岗的这种对人对事的态度，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少见得。
　　

3．高岗到北京工作后，高岗与陈云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随时向陈通报情况，交流看法，得到陈云的支持和鼓励。高岗甚至将毛泽东给他布置的一个绝密任务泄露给陈云。1953年初（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时间是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告诉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

这件事情对高岗以后的“反党”行动影响深远。是促使其走上不归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可以说是“高岗事件”的起点。
　　

二、1953年初中共高层政坛出现风波，高岗与陈云私下里交换过看法
　　

建国初期，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和作法日益不满，向高岗讲过：“七大”以后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少奇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甚至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说北京黑暗，不如西藏光明。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

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杨尚昆1986年在一次谈话里说：“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

相反，毛泽东对高岗越来越信任和器重。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和如何对待“新富农”以及对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上，毛泽东与高岗是完全一致的，在对待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以及工会工作方针等问题的争论中高岗也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毛泽东对高岗说的这些有关刘少奇和中央体制问题的意见，高岗都和陈云等私下交换过看法。高岗还说，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谈们（指刘少奇等人）不满意。
　　

1953年3月，出现了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并“有薄无林”的事件。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回忆说：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

高岗（左）、饶漱石（右）

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这个看法，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

在这些问题上，陈云如何表态，目前公布的陈云的一些文献传记等都没有涉及，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里可以看出些端倪。1954年初，揭批高岗问题的东北高干会议召开前，周恩来曾单独找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谈话，张表示，他曾当面对高岗表示不同意说刘少奇“一贯不稳”等，并曾想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看法，但一直没有机会。“周恩来说，你的情况和有的人不一样，他同高岗关系密切，跟着高岗跑，但是觉悟早，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活动。”

周所说的“有的人”，无疑是指陈云，因为“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从周恩来的谈话可知，陈云与“高岗关系密切”是大家所共知的，并曾“跟着高岗跑”，周的描述从一个侧面证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云对于高岗在私下散布的“有薄无林”等言论没有表示反对，甚至是赞同的。如果他当时对高岗的这些看法坚决表示反对，以高岗对他的信赖和尊重，高岗的态度不可能没有收敛。

1953年初（春夏之交），毛泽东命高岗秘密查阅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有关情况的档案。高岗接到这个绝密任务后首先告知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高岗对陈云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陈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右）在天安门城楼

赵家梁回忆说，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陈云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这件事，国内有关陈云的传记等资料中均没有涉及，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三、陈云并非是1953年财经会议的“救兵”，毛泽东通过陈云和高岗给薄一波的错误定性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陈云传》叙述说：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有三项：五年计划问题，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但是，会议的发展同预先的打算不一样。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而且批评集中在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薄一波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毛泽东的亲自介入。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时，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点名批评了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周恩来向财经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2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
　　

7月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的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 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他拒绝再做检讨。

薄一波

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

王鹤寿认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少奇一贯不稳”。张明远表示不赞成，王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情况复杂的很……。会议期间，当一些大区领导和部队负责人集体（约二、三十人）去看望在西山养病的林彪(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时，林彪“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表示说“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他们的话在不少领导中间有共鸣。

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向陈云谈了会议的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他明确表示反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提法。
　　

7月23日，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养，返回北京。7月24日晚，出席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的话”。7月25日上午，陈云去毛泽东住所谈话。7月28日晚，陈云与周恩来同薄一波谈话。7月29日、30日先后两次与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谈话。

通过这些会面和谈话，陈云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8月6日，陈云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言，他首先指出：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对自己应负的责任，陈云表示：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定，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

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表示说：“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1953年8月10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

高岗与毛泽东

高岗发言中涉及“批薄涉刘”的内容是：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一波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认为这是一种空想，而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薄在1950-1951年，曾宣传说：……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共产党员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在1950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也宣传过这种观点，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记得，我就起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席批评说这是走法国的道路。薄在1951年党的生日写的纪念文章中，把合作化的道路说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
　　

这个发言稿，不仅事先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而且毛泽东还亲自作了重要修改，周总理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周恩来在会议的总结发言里，曾明确表示“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8月11日总结会议，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周恩来在会议上作的结论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这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个结论是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改定的。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大会上讲话，对于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新税制的错误在于它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这个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时指出，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次日，财经会议结束。

财经会议结束了，毛召集各大区领导人谈话，东北局找了高岗、张明远谈话。要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这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正面教育。这次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

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司令部不是指东交民巷8号。那时说是党权、政权、财权都落在当年白区工作的人手里。当时财权由薄一波掌握，组织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们都是在白区工作的，都是刘少奇所属的干部，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毛主席告诉高岗，“大权旁落”是谭震林对他说的。毛主席说，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党就是一个党，没有白区党、根据地党。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关于陈云在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对所起的作用，党史著作一般的评论是：《陈云年谱》说，（陈云）的讲话以及后来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薄一波事后回忆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金冲及、陈群主编的《陈云传》写道：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做了。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说：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做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

实际情况是，陈云、邓小平并非是薄的“救兵”。陈云7月23日回到北京，而邓小平8月3日才回京，哪来的火速？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应该是与毛泽东沟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基本意图作的结论。据陈云年谱记载：7月25日上午，陈云去毛泽东住所谈话。“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结论应该是经过了毛泽东事先审阅的，如高岗的讲话一样。高岗的讲话里对薄一波所犯的错误的定性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这个结论是毛泽东亲自加写的。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到会讲话，明确指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主要精神的总结，或者说，毛泽东把他自己这个结论分散在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里，通过他们的发言，形成必要的会议气氛（由中财委主任陈云来给薄一波以及税制的错误定结论无疑最为适合，最有说服力），从而水道渠成地顺利地给薄一波的错误定性----这是毛泽东既定的结论，这决非是陈、邓“搬兵”所能“解围”的！无论是从个人意愿还是结果看，陈、邓的发言都没有也不可能“扭转了会议方向”。
　　

那么，是否像杨尚昆所述，“会议偏离了方向”吗？毛泽东说，会议内外的情况他都清楚。毛泽东对财经会议是肯定的，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财经会议的确偏离了原定的主题，但这个新的方向是毛泽东主动引导的，毛泽东多次强调，这次财经会议的目的就是解决总路线的问题，“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陈云等不可能“扭转”这个“会议方向”。
　　

关于“两条路线”的说法，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如果定性为路线斗争，那牵涉的人就多了，事情也复杂了，绝不是批评薄一波一人能收场的。7月24日晚，陈云出席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已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的话”。表明毛此时并不想整倒某些人，要维护党内的团结，它通过高岗、陈云等的讲话基本给薄的错误定了性，批评薄离开了总路线，敲打了华北的几个人，刘少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上有错误，解决了“总路线的问题”，目的已达到。

陈云的讲话，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但“扭转了会议方向”却不是事实。陈云对其主管的中财委工作中的错误作了些解释，既是客观的也是应该的。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口，给薄的错误部分定了性：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由陈云来给薄一波以及税制的错误定结论无疑最为适合，最有说服力。这是陈云参加财经会议起的重要作用。

高岗与家人合影

四、财经会议之后，陈云对高岗的态度有了变化，渐渐偏向了刘少奇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经会议期间，陈云还参与调解饶漱石与安子文的矛盾。《陈云年谱》记载：7月26日或27日，刘少奇对陈云说，要他和周恩来找饶漱石谈一谈，纠正饶的不符合党中央方针的做法。
　　

对于这件事情，饶漱石在检讨里叙述说：自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那个名单非常不满，听了高岗、陈正人等人关于“圈圈”的议论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进行了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

这引起了安子文的极大反感，他认为饶漱石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刘少奇，又在7月23日晨告诉了高岗（这个很有意思-----引者注）。在7月23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

在7月24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向高岗质问“名单”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为什么要找陈云来调解饶漱石与安子文的矛盾呢？陈云与饶漱石并无组织上关系，也并无很深的私交，是否考虑到此事背后有高岗的因素（陈云与高岗的紧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肯定地是：陈云通过与饶的谈话，他对高岗“大嘴巴”的危险性应该有所警觉。
　　

8月18日夜，陈云、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刘少奇随后参加。
　　

林蕴晖在《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一书中写道：“陈云7月下旬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为，显然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
　　

陈云可能把高岗查看刘少奇的档案的事也告诉了刘少奇。这样才有了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追究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张秀山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张秀山当时百思不解罗瑞卿是如何知道这个天字一号绝密的。显然，渠道只有一个！
　　

《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一书写道：11月，刘少奇于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一声不吭。《陈云年谱》记述说：11月，刘少奇为了做团结高岗的工作，同陈云一起和高岗谈话，刘少奇进行了自我批评，但高岗未表示任何意见。

高岗与夫人李力群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做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11月下旬，在毛泽东找高岗谈了“二线问题”后，高岗找陈云交换对党中央总书记、副主席人选问题的看法。
　　

张聿温在《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中写到：高岗对陈云说：“宁可搞副主席，也不要搞总书记。要搞副主席的话，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我赞成林总搞部长会议，反对少奇当总书记。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请你把我的意见，向毛主席转达。”
　　

赵家梁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高岗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2007年12月28日，美国之音播发了记者李肃的专题报导《1949之后：高岗遗孀喊冤》。高岗夫人李力群说：“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问题严重”，但奇怪的是，陈云并没有立即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直到12月15日，在与高岗就“轮流主持”问题发生争执后，陈云才“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

陈云在基层调研

（参考文献与索引，本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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